袁枚任沭阳县令时，一次参加一位名士的宴席，席间有一道菜，是用芙蓉花烹煮的豆腐。这道菜如雪似霞，观之赏心悦目，吃到嘴里更是清香嫩滑，无比美味。袁枚连忙向主人请教做法。谁知主人笑道:“古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今日你若肯为这道菜三折腰，我就将制作之法传授与你。”袁枚大笑，立刻站起来躬身行礼，主人没料到袁枚真的肯屈尊请教，慌忙一边答礼，一边将豆腐的做法一五一十道出。

袁枚很有生活情趣，不仅爱赏花品茶、游历名山美景，也喜爱美食，且撰有《随园食单》一书，因此为豆腐屈尊这一举动可说是兴之所至，意之所往，率性而为，天真自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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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枚编《随园诗话》之时，也能不拘泥于门第、习俗等观念上的束缚，只要一听到佳句，便立刻收入，以至于有些诗连作者姓名都不知道。《诗话》中甚至收入了卖面筋的袁某、裁缝郑某的诗作，对袁枚这种随性的行为，当时的诗人王友亮在其作《过随园呈简斋先生》中说他“人海求诗不厌深，肯为俗手度金针”，颇有赞许之意。

袁枚

这种不拘一格的选诗观念，使许多寒门士子、深闺女子乃至青楼妓女所作的诗句得以保存并流传，这些诗作也许粗陋，却不失本真，它们无疑为诗坛吹入了一股清新、鲜活之风，对当时盛行的宗古风气也是一种有力的反驳。

袁枚儿时就有“神童”之誉，后来中了进士，做过几年县令，政绩不小，尤其在担任沭阳知县的两年间，做过不少政事，颇有贤名。袁枚四十余年后重返沭阳时，民众仍夹道而迎，可见其受拥戴的程度。

袁枚天性自由，厌恶官场倾轧，因此40岁便辞官归隐，在江宁(今南京)筑“随园”定居，专心写诗著文，结交天下文人士子，提拔和培养后起之诗才。比起做官，写诗作文的闲适生活似乎更适合他率性敏感的天性。他写诗提倡“性灵”，认为作诗不应矫情，而应融入自己的个性。他在《随园诗话》中指出:“诗文之道，全关天分。聪颖之人，一指便悟。”此处的“天分”既是天性、天赋，也是想象力、艺术表现力、感悟力的结合体。

袁枚写诗作文，很少引经据典，而是“以才运情，使笔为舌”，因为不失赤子之心，所以他极易有感而发，情动则诗成。袁枚认为诗就是人的性情，性情之外无诗。一首诗只要能引起人感情上的共鸣，就是好诗。

袁枚标举“性灵”，驰骋乾隆诗坛近50年，为诗坛泰斗，有志于诗文的人都争相阅读他的诗集。与袁枚同为“江左三大家”的赵翼读完袁诗后评价“子才果是真才子”，时人也称他为“奇才”，可见袁枚受推崇敬仰的程度之深。

袁枚从小好学，然而9岁之前，他却只知四书五经，不知世间有“诗”。9岁时，他偶然读到《古诗选》，由此对诗生发出浓厚兴趣。这一年，袁枚随长辈一起去杭州吴山游玩，登上山顶远望，整个杭州城尽在脚下，山腰雾气缭绕，美不胜收。见此景色，袁枚当即吟出一首五言诗，其中“眼前两三级，足下万千家”一联赢得长辈的交口称赞。袁枚晚年重游吴山时，忆起儿时所作诗句，不由感慨:“觉童语终是真语。”

童年时能以纯真之心人诗，所以诗句才如此真切自然，没有任何伪饰。这种一无所饰的境界是袁枚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境界。无论做人、作诗、作文、处世，他都追求精神上的坦诚、率真、自在，不拘世俗。他提倡妇女文学，广收女弟子的行为，在当时普遍认为“女子不宜为诗”的社会中，可谓惊世骇俗。他与女弟子关系密切，常常来往诗文唱和，因此引起不少人的攻讦和不怀好意的猜测。

然而袁枚不以为意，仍旧我行我素，任意洒脱。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，77岁高龄的袁枚与7名女弟子在杭州湖楼开诗会，丝竹声色，往来酬唱。这一场风雅诗会轰动了整个杭州城，连当时的太守都慕名而来，且在临走时留下了一艘玻璃画船，为袁枚和女弟子们提供游玩之便。事后，袁枚还特意刻印了《女弟子诗选》，以作为对弟子创作诗文的鼓励。

袁枚不以世俗名利衡量人生的意义，而是能依照自己的方式自在生活，无所羁绊，所以能随性而活，且能活出自己的兴致和情趣。那一座他自己建造并居住了近50年的随园，便是他所追求的生活境界的最佳体现。

他曾作《杂兴诗》，详细描述了随园的景致:屋子不大，因而不会遮住四周的山色，池子开凿得多，所以荷花竞相开放，池中的鱼也活泼自在。这一幅与自然景物相区别，又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图画，与袁枚怡然自得的心态十分贴合。他在建造随园时，并没有建墙，因此整个园子不是封闭的，而是与四时风景相融，与四面游人相通。

“放鹤去寻山鸟客，任人来看四时花”，这是随园门联上的一句话，由此可见袁枚的放旷豁然的生活态度。

袁枚还写出一部《随园食单》，其中细致介绍各种菜点佳肴的制作方法，而且常有独创。如他创造出各种以茶人食的“面茶”“茶腿”，这需要对茶和食物均有相当程度的研究才能做到。他对生活细处的用心，体现出一种乐观、旷达、自得的情操。

袁枚的过分率真和随意也常为人所诟病，然而也正是这种不事雕饰的本色，造就了袁枚灵动洒脱的人生。这种天然本真之色是他身上最不被人接受的部分，也恰是他身上最为珍贵、最令人神往的部分。